1950年，学者宋伯胤、尹寿铭随中央访问团在云南金平县调查，发现当地有一群少数民族兄弟长期住在与外界隔绝的原始密林中，许多人没有衣服，靠兽皮、树叶和布条来遮体，住的是权权棚，棚顶盖竹叶或芭蕉叶，由于山里寒冷，他们又没有衣被，只能终年烤火取暖。他们生产靠刀耕火种，经常饿肚子，是金平最苦最穷的少数民族，急需给予帮助，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认识和了解的苦聪人。
苦聪在古代汉文典籍里称为"锅挫"，属古代氏羌族群，史学家认为，锅挫是南北朝以后才从"叟"、"昆明"中分化出来的。最早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出现之时是生活在今云南楚雄西部至大理一带，时间是唐开元中越折沼存在之时。在这之后的几百年间，这个群体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逐渐沿山脉向南迁徒。20世纪初，苦聪人社会发展大部分还处于家庭公社末期阶段，过着居无定处的迁徒生活。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一成立，党中央便派出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首创。当中央访问团得知苦聪人这一状况时，便决定给予救助。政府和驻军派工作队随即进入茫茫林海，然而，他们看到的现实是令人心酸的。
据调查，金平县苦聪村寨，三户人平均才有一把从外面换来的铁斧，有的地方还用擦竹取火的原始方法。50年代参加中央访问团的老领导王连芳，曾在一本书中对苦聪人当时恶劣的生活状况有过一段真实的描写：大多数苦聪成年人没有衣服，婴儿用芭蕉叶包裹，家里没有碗，用芭蕉叶盛饭吃。他们刀耕火种种玉米，有少量旱谷，产量很低，每年至少缺粮3~6个月，只好靠采挖野菜、块根充饥。狩猎主要用弓弩打松鼠和猴子，有时打到大野兽则大家平均分着吃。有位苦聪人曾对他说："我们民族习惯是有什么就大家分着吃，没有吃的大家一起挨饿。谁没有吃的都可以向别人讨吃，别人肯定会分给他一份。因为哪个人都会有缺粮讨吃的时候"。苦聪人就是靠着 这种团结互助渡过缺粮难关的。而苦聪人的窝棚里有个长年不灭的火塘，人和猪、狗、鸡都睡在火塘边，没有被子，下面垫些山草、树叶，有时下大雨，棚内漏雨，全家人便一起围着火塘保护火种不灭。
后来解放军进山找苦聪人，送给他们火柴，苦聪人十分感动。苦聪人需要外面的旧衣服、火枪、盐巴、铁器，往往碍于没有衣服遮羞，交换时只好拿着松鼠干巴、兽皮、药材、篾器等，放在外族村寨边的路旁，自己则躲进附近草丛里监视。外族寨子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苦聪人来交易了，便拿旧衣服、盐巴等物品放在旁边，拿走苦聪人的东西。苦聪人则等别人走远后再出来拿走换回的东西。因为这种交易方式，会出现别人多拿少给或白拿的情况，苦聪人便以射箭，或掷石块表示异议。如果别人强行拿走，苦聪人就要抬着弓弩追击。如果苦聪人不放箭，就是表示同意。这种"默商"交易方式，大约在50年代后期苦聪人基本定居后才告消失。
为了结束苦聪人穷苦的流动生活，人民政府派了大批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到莽莽林海中寻找苦聪兄弟，在当时寻找苦聪人的困难很大。在金平县金竹寨一带，解放军曾三次派小分队进入森林寻找，但苦聪人见生人就跑，跑得很快，无法追上，始终没有收获。于是政府便成立了民族工作队，与当地哈尼族、瑶族山寨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作队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瑶族姑娘邓三妹的有力帮助下，多次往返森林，送去粮食、火柴、盐巴和衣服等物品，让苦聪人十分感动，挨家挨户动员他们出林定居。终于在1956年找到了白大、白二、杨大三个部落，动员出300多名苦聪同胞出林居住。哈尼族帮助苦聪人盖房子，傣族兄弟给苦聪人让出了上好的田地，政府给了耕牛、家具，派人教他们开地种田，给他们建学校，实行免费上学，免费医疗，办互助组、合作社。开始苦聪人并不习惯定居生活，出来又返回大森林，政府又动员出来，几经反复，直到1960年苦聪人才全部走出密林定居下来。
解放初，由于金平苦聪人多穿跟哈尼族交换来的旧衣服，在对苦聪人进行民族识别时，有些人曾认为他们是哈尼族的一支。1951年8月，当时的蒙自专区派出的民族访问团到苦聪人聚居地区调查，发现其黑苦聪自称"锅搓"，是山里人的意思。黄苦聪又自称拉枯西，语言词汇有70％接近拉祜族。一直到1984年，云南省民语委配合地方政府组织金平、绿春两县的苦聪人，前往澜沧拉祜族村寨走亲认族，结果证实双方语言词汇基本相通，风俗习惯也基本相同，苦聪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找到了自己的根1985年10月，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恢复 苦聪人的拉枯自称，从1987年8月9日起，全省苦聪人被确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
苦聪人从深居的老林走出来，继而被确立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
世事沧桑，走出大森林的苦聪人，而今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组数据很能反映这历史的巨变。金平县者米乡是苦聪人聚居区。全乡现有24个拉枯村民小组，共5440余人，2000年他们的产粮达1870多吨，肥猪出栏1895头，人均有粮358公斤，人均纯收入417元，不少村寨还有了电视机、收录机等家电产品。据统计，全乡有印多户人家卖草果收入就达20多万元。有位叫杨干波的苦聪农民，2000年卖草果收入就达8000多元。之后，他用这笔钱新开了6亩水田。还买了耕牛和仔猪……
除苦聪人外，在云南，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还有独龙族、怒族、佤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兄弟，然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而今他们的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说："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和所有民族一样，走出大森林的苦聪人，正凭着他们勤劳的双手与智慧，创造着新的生活。谁也阻拦不了苦聪人跨越历史的脚步。
